生物思维导图高中（生物思维导图）

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确定地方对大多数事务的自主执行权。

综合来看，CCPA虽然借鉴了GDPR的精神，但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典型的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美式隐私保护法。用户如果想终止服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带走或删除其在享受服务期间产生的数据。

在深层结构上，监管才是欧盟信息隐私保护真正的主导机制。这些规定没有直接的法律强制性，互联网公司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采纳这些原则。对某些违反隐私法令和规则的行为，FTC还可以直接主张获得民事罚款的支持。所以，我国应用柔性观念去引导产业发展和制度建设。欧盟通过拟制数据主体这一法律身份，提升了信息隐私主体的法律地位。

个人信息主体这个身份定位既强调了自然人在信息保护领域的特殊性，又从法律上拔高了自然人在互联网中的地位。1995年指令以及2018年生效的GDPR在全球造成了巨大影响。虽然从结果上看，每一年全国人大财经委都会在审查报告中建议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提交的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本年度预算草案，全国人大每年也都批准了国务院的相关预算报告，但是在审查预算执行情况与预算草案时，全国人大财经委有较大的空间对国务院的预算执行活动与预算编制情况发表意见并作出评价。

[34]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披露，全国人大财经委对1983、1986、1987、1988、1990、1991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虽然肯定了预算完成的情况，但并未像其他年份那样作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上是好的基本上是好的等评价。对于实践中的这种情况，全国人大亦无法直接追究相关国家机关和个人的责任。[22] 参见前引[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编书，第420页。万里：《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一方面，随着公共预算改革的推进，地方人大在预算监督过程中逐步掌握的预算修正权，[9]蕴含着宪法制度完善的可能性与动力。第一，针对以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反复提出改进建议。

[59]陈斯喜将我国财政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一软一硬，即政府的财政编制权、执行权‘硬，人大审查批准权、监督权‘软。四、全国人大财经委预算审查报告的实证分析 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在开会时将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本年度预算安排合并在一起审查批准。[38] 参见前引[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编书，第644—645页。任何地方和部门都不得擅自开减收增支的口子。

[29] 参见刘松山：《运行中的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446页。在这个基础上，全国人大财经委能够协助全国人大对相关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进行监督。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初步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全国人大代表、各专门委员会的意见进一步审查，国务院会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进行修改，全国人大财经委再向会议主席团提交预算审查结果报告，对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安排进行评价，分析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本年预算执行工作提出建议，最后预算报告再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所以可以说，虽然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中央预算的权力，但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预算的审查监督基本上是程序性的，[14]实质性监督的色彩并不浓厚。

（二）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的改进建议及其效力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预算审查报告中不仅要对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安排作出评价，还要对执行年度预算、改进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绩效、加强预算监督等提出意见和建议。[60] 姚来燕：《我国人大财政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序二（陈斯喜撰写）。

只有关注在监督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的互动，才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全面地描述和分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所赋予的预算监督权的实践。但在1983年之前，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预算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个别年份里全国人大议程中并未安排审查和批准预算，[17]有关宪法条款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

本文观察预算监督活动的重点，并不是预算（案）内容的合宪性，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的宪法关系能否在预算监督的实践中得到维护和强化，原因如下：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预算内容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并不大。在某些年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并没有在审查报告中作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的评价，而是直接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例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审查报告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及预算执行中存在（严重的）浪费问题，政府擅自将预算内收入转移到预算外进而逃避监督的行为也不鲜见。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是初步审查的延伸，但不是初步审查的结果。[53] 财政部：《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2期，第229页。对于国家预算案编制的内容与执行，《宪法》第89条仅作了原则性权限规定，宪法文本中只有一些条款间接拘束国务院对预算内容的安排，如根据《宪法》总纲中相关条款的要求，在国家预算中应当安排资金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科学事业、卫生事业、文化事业、保护环境事业等。

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些具体建议，在立法过程中也得到了采纳和调整。[19] 参见前引[17]，蔡定剑书，第318页。

如针对地方违法违规举债的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或者变通办法突破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另外，根据1954年《宪法》第34条，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了专门委员会性质的预算委员会，负责协助全国人大审查国家预算和国家决算。

随着预工委的成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预算审查工作的力度得到了加强。从我国实际出发，预算权合宪性控制最主要的目标应当是落实财政民主原则，维持和巩固人大与政府之间批准监督—执行的宪法关系。

首先，是对上一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评价。如《宪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对而言，在全国人大审查批准预算之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预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进行的初步审查能够反映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预算监督的过程，全国人大财经委在相关审查报告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审查报告又统一刊载于《公报》之上，为进一步观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预算监督权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33] 前引[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编书，第559页。

[51]近年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对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甚至明确要求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立刻执行（如预算公开），或者给出了时间表对于国家预算案编制的内容与执行，《宪法》第89条仅作了原则性权限规定，宪法文本中只有一些条款间接拘束国务院对预算内容的安排，如根据《宪法》总纲中相关条款的要求，在国家预算中应当安排资金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科学事业、卫生事业、文化事业、保护环境事业等。

[41] 参见朱大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在贯彻宪法相关条款时，应当重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在预算监督过程中的作用。

[34] 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如偷税漏税问题严重、政府越权减免税、拖欠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工资、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预算资金使用不规范、地方债务存在风险等，但一些问题也涉及宪法层面，如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21] 参见前引[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编书，第388页。

[35] 全国人大财经委：《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4年第2期，第237页。[24] 参见前引[17]，蔡定剑书，第317页。[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显示，从1983年到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批准过五次国务院提出的预算调整方案，分别是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抗洪增发国债）、1999年（为了应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增发国债和增加扶贫资金）、2000年（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增发国债）、2008年（为震后重建调整预算安排）、2016年（为全面实行营改增调整预算安排）。[10] 参见刘小楠主编：《追问政府的钱袋子：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243页。

[30] 参见廖喜云：《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体系的重构》，载《人大研究》2013年第7期。1982年《宪法》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其重要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提出对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报告。

[59] 参见周刚志：《财政转型的宪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2页。通过在预算审查报告中作出评价和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不断强调着全国人大监督国务院预算活动的宪法意义，维护着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宪法关系。

但在1983年之前，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预算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个别年份里全国人大议程中并未安排审查和批准预算，[17]有关宪法条款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7]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人大通过组织、程序、手段等方面的规范发展,使自身的预算监督能力快速成长。